正十六年(1356年)七月,应天府(原集庆路)的炎热的暑气还没散尽,工匠将新的匾额挂上,在日头下格外醒目。
这天朱元璋站在修建后的府衙门前,抬头看向匾额,可他心里却十分沉重,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喜悦!
朱元璋此时己经是这里的“主人”了,改集庆路为应天府,设置江南行省,被小明王韩林儿任命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,后升左丞相,名义上仍是龙凤政权的臣子。
但朱元璋心里清楚,这张“任命状”,更多是一纸空文——北有刘福通,西有徐寿辉、陈友谅,东有张士诚,南有元军残余,西面都是虎狼。
彼时的朱元璋心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,有了城,不等于有了天下。
而应天城里藏在暗处的奸细也很多!
东面,元将定定扼守镇江,切断朱元璋东去之路。东南,张士诚己经占据平江(今苏州)、常州、浙西,财赋之地,兵精粮足。东北,又有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,时降时叛;南面,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,威胁侧翼;西面,徐寿辉、陈友谅控制池州、江州一线,随时顺流而下。
朱元璋手指指向地图,所指位置正是应天府!
朱元璋对李善长叹气道:“这哪里是根基,这分明是一块肥肉,谁都想上来咬一口。”
朱元璋思索片刻后,很快他心里就有了计策。
先派徐达、汤和、丁德兴等连克镇江、金坛、丹阳、广德等地,向东、向南拓展,既打通粮道,又稳住侧翼。
再派将攻取长兴、江阴等要地,控扼太湖、长江口,防止张士诚西犯。
几仗下来,应天以不再是孤城,而是一个小小“根据地”的圆心。
但真正让朱元璋心里有底的,不是几座城池,而是一个人的到来。
至正十七年(1357年),邓愈攻下徽州,推荐当地一位老儒来见朱元璋。
这人叫朱升,字允升,休宁人,做过池州学正,见惯了元末大乱,索性隐居石门,不肯出仕。
朱元璋听说是位“隐士”,特地微服简从,亲自登门拜见。
朱元璋见到朱升后两人客套几句后,朱元璋开口问道:“先生,天下汹汹,何时可定?何以定之?”
朱升看着眼前这个三十出头的“吴国公”,缓缓说出九个字: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。”
朱元璋心中一震!
随即朱元璋疑惑的问道:“还请先生解答。”
朱升便认真的解释道:“高筑墙”不是只在城头上多加几层砖,而是巩固根本,修缮城池,训练士卒,让敌人不敢轻易来攻。
“广积粮”是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要兴屯田、垦荒地、积粮储,让军有粮、民有食。
“缓称王”是群雄并起,谁先称王称帝,谁就先成为众矢之的。不如示人以弱,避其锋芒,待实力充足,再图大业。
朱元璋回到应天,反复咀嚼这九个字,越想越觉得有理。
朱元璋现在不过占据数州之地,兵虽称十万,但训练、器械、粮饷都远未齐备。
北方刘福通与元军主力厮杀,正好给自己挡住元军主力。
西有陈友谅、东有张士诚,若自己急于称王,只怕两面受敌,再被元军盯上,如何吃得消?
于是,朱元璋开始把这九个字,刻进自己心里!
随即命诸将在应天、镇江、广德等地修城濠、筑堡垒,加强防御。
后设营田司,以康茂才为营田使,专管屯田、水利,抽调军队开荒种地,几年间“仓廪皆实”。
朱元璋在形式上仍奉小明王为主,用龙凤年号,打红巾军旗号,对外只称“吴国公”,绝口不谈“称王”之事。
至正十八年(1358年),朱元璋攻下婺州(今浙江金华),改名宁越府。他在浙东大开郡学,访求人才。当地名士宋濂,就是这时被聘为郡学《五经》师,开始为他教育子弟。
但真正让朱元璋动心的,是另一位“传说中”的人物——刘基,字伯温。
刘基是青田人,元末进士,做过元朝的官,因弹劾权贵、主张严剿方国珍而不见容于朝廷,愤而归隐,著《郁离子》以明志。朱元璋听人说起他,就像当年刘备听到诸葛亮的名字。
至正二十年(1360年),在李善长、宋濂等人的推荐下,朱元璋正式征召刘基、宋濂、章溢、叶琛西人至应天。他特意在应天府设“礼贤馆”,安顿西人,常与他们论经史、谈时事。
刘基到应天后,针对当时形势,向朱元璋提出几个关键计策:不宜两线作战,应“先西后东,先强后弱”,先集中力量对付陈友谅,再回头图张士诚;对小明王,可“借其名以号召天下”,但不必真受其制,逐渐摆脱傀儡地位,自创“大明”旗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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