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 封管仪式

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的正月，应天府的鞭炮声响的比往年更热闹。

但朱元璋坐在奉天殿的龙椅上，并没有多少“功成名就”的轻松感。

而朱元璋面前摊着的是一幅千疮百孔的天下版图，北方的黄河两岸，大片土地荒芜，百姓流亡十之七八；中原腹地，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并非夸张之词；江南虽相对安定，但连年征战，赋税沉重，民力困竭；而元朝的残余势力，仍盘踞在西北、东北、西南，虎视眈眈。

朱元璋称帝后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打天下靠刀，治天下靠什么？

朱元璋登基第二天，就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没有大封群臣，没有大赦天下，而是下了一道“劝农诏”。

诏令的大意是：天下刚刚平定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田地荒芜。各府州县官吏，到任之后第一件事，不是催科征税，而是查访百姓、劝课农桑。凡有荒田无人耕种者，官府发给种子、耕牛，招徕流民复业。新开垦的田地，三年内免征赋税。

这道诏令，后来被史家视为洪武朝“重农政策”的起点。

朱元璋自己就是农民出身，他知道农民要什么——不是冠冕堂皇的政策，不是文绉绉的公文，而是一块能种出粮食的地、一头能拉犁的牛、一个不天天来催粮催丁的官。

朱元璋对群臣说：“咱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深知民间疾苦。夫农，是天下之本。天下无农夫，则无人可衣，无人可食。”

这话朴素得不像是一个皇帝说的，但正是这份“朴素”，成了洪武初政的底色。

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十一月，朱元璋终于腾出手来，兑现当年“与诸将共富贵”的承诺。

他在奉天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封赏大典封六大国公：李善长，韩国公徐达，魏国公常遇春（己故），鄂国公，由其子常茂袭封李文忠，曹国公邓愈（己故），卫国公，由其子邓镇袭封冯胜，宋国公。

封二十八位侯爵，包括汤和、周德兴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顾时、陈德、王志、郑遇春、费聚、吴良、吴祯、赵庸、廖永忠、俞通源、韩政、杨璟、康茂才（子康铎袭封）、朱亮祖等。

又追封己故将领若干人。

封赏仪式上，朱元璋亲手将铁券发给每一位功臣。铁券上刻着他们的功绩和“免死”条款——据说可免本人死罪一次、子孙死罪一次。

群臣叩首谢恩，山呼万岁，场面极为壮观。

但没有人注意到，朱元璋在递出铁券时，眼神里有一丝旁人看不懂的冷意。

那些铁券，后来被证明，并不是“免死牌”，而是一份“名录”——上面记着每一个功臣的名字，也记着他们将来可能犯下的“罪”。

洪武初年的政治体制，基本沿袭元朝，设中书省，以左、右丞相总揽政务，下辖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

第一任左丞相，是李善长。

李善长从滁州时代就跟在朱元璋身边，掌管粮饷、调度、文牍，被朱元璋比作“萧何”。他办事精细，但为人强势，在朝中培植了不少亲信，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“淮西功臣集团”。

朱元璋对李善长又倚重又警惕。他可以容忍李善长的“傲”，但不能容忍任何人有一丝一毫“权臣”的苗头。

洪武西年（1371年），李善长以“病”请辞，朱元璋顺水推舟，准了他的辞呈，但给了他极高的礼遇——赐临濠田若干顷，守冢户一百五十家，俨然以“元勋”待之。

接替李善长的是汪广洋和胡惟庸。汪广洋为人平庸，不足以牵制胡惟庸；胡惟庸则恰恰相反——精明强干，善于逢迎，权力欲望极重。

胡惟庸以“谨小慎微”的外表，一步步攫取权力，结党营私，生杀黜陟，往往不禀报朱元璋就自行其是。

朱元璋看在眼里，一声不吭。

这时的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时机。

这个时机，我会在后面几章里讲。

洪武初年，朱元璋做的另一件大事，是编修《大明律》。

朱元璋对“法”的理解，跟那些饱读经书的儒生不太一样。儒生讲“仁政”“德治”，主张“刑不上大夫”；朱元璋则认为：

“法不可不严，刑不可不重。天下初定，民心未安，若不用重典，何以震慑奸顽？”

朱元璋命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等人参酌唐律、元法，编成《大明律》西百六十条，于洪武元年颁行天下。

《大明律》有几个鲜明特点：严——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极为严厉，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，斩首示众，并且要“剥皮实草”，挂在衙门门口，警告后任；